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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寄生虫》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序，是典型的商业节奏。有别于其他文艺片，小高潮和反转不断，虽然也有不少静态长镜头，但蕴含的内容可不少，让观众在剧情平淡时也能保持思考。

    第三点就是导演技法了，《寄生虫》有点魔幻现实主义。许愿采取大量对比、折叠和分割的拍摄手法，将两个阶级家庭放在同一个画面中。

    一边是生活难以为继，步步艰辛的贫穷底层。而另一边则是富裕美满，对一切唾手可得的富人家庭。通过雇主和家庭雇员这样的简单关系，让处于同一时空，命运轨迹却截然不同的两个家庭产生鲜明的对比。 这完全中了西方人的脉门，他们就好这一口。

    事实也是如此，当《寄生虫》在戛纳完成首映之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时间长达10分钟之久。而在之后的例行采访中，记者们最关心的问题，恰恰是刚才总结的这些。

    当然，问的最多的问题还是为什么许愿作为一个华夏人，却要去偷国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许愿还是那一套说辞，什么从小看电视剧，长大了写剧本之类的。谁知道这帮大老外坏得很，挖了个坑等着许愿跳呢，“许愿导演，是不是华夏的审查制度让你不能拍摄《寄生虫》这样的电影？”

    许愿又不是傻子，当然不会顺着他们说，“当然不是，事实上我真的拍了一部华夏版的《寄生虫》，但因为国情不太一样，观众都觉得逻辑上说不通。”

    “为什么？”大老外们都是一怔，“华夏难道没有穷人和富人？”

    制大  制枭。“当然有，每个国家都有穷人和富人，我说的国情不同是指在华夏即便是穷人也有很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去做，完全不会像电影里金家过得那么窘迫。”

    大老外记者又在挖坑，“你的意思是在偷国穷人没有工作可做？”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有这么说。我建议你去偷国实际考察看看，眼见为实嘛。”

    记者见许愿是个滑头，干脆挑明，“你觉得华夏的审查制度对你们这些创作者来说是不是一种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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